小王子與麥穗狐狸

反省自身文化是零體罰的關鍵（上）

賴建寰（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）

張輝山老師在「給為建立不打小孩國家而努力的朋友」一文中，意氣勤勤懇懇，道出教育現場的無奈與困難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創造了許多彼此對話的空間，如果爾後都能有如此的對話方式，教育應不致於淪落為相互謾罵的場所。


該文的中心論點以為，台灣的社會有其固有文化，且文化的轉移是要靠移風易俗，而不是以強制性的法規加以限制；並且，體罰是一種教育方式，於此，他認為：第一，這是固有的文化意識；其次，基於教師的自主意識與專業不足。我突然想到，每當國際譴責中國不民主與迫害人權時，中國官方一貫地以「中國有中國的民主」加以反駁。是的，不同的世代與族群之間，由於不同的生長背景，以致於在同一件事情上，產生不同的處理方式，這是文化間的差異性，對於差異應予以尊重這是毫無疑問的。然而，若只因文化裡頭有容許體罰的空間，便從此不加反省地按例照辦，反正也已行之有年，那也無怪乎，某些學生會對老師（他人）暴力相向，在一個容許暴力的文化裡，這只是一脈相連有所師承罷了。


張老師對於第二點未詳加申論，不過，他的意思應當是（若不然，請予以指正），現行的師資培育制度，甚至是校內的輔導機制，對學生進行輔導工作的教導，著實乏善可陳，在此情況下，教師並不足以面對，學生各種層出不窮的「問題」。若上述為然，我也看不出，為何因自身的專業不足，便要將此轉嫁給學生？若這是制度或資源的問題，為何不是對症下藥，而是歸咎於不相干之人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要論證體罰是一項可行的教育方法，不是應當回到學生身上嗎？學生是教育的主體，任何教育的行為，都須將主要焦點放在學生身上，並考慮此種教育行為對主體產生的影響。但，張老師顯然沒有這樣做，他將非主體的角色作為論證的標的：因文化的種種緣故，所以體罰是可行的；因教師的專業不足，所以體罰現在還是不能廢除的。問題是，為什麼不去談，由於體罰對學生的傷害太大，所以文化是必須被改變的，教師的專業也是必須有所提升？這種敘述方式，無疑是將學生視作依附文化與教師之下。


我認為，零體罰應當入法。但，事實也許如同張老師所言，只有立法根本無法解決問題，我完全同意此項觀點，只是，我們不能因為無法落實就放棄立法。這是「制度性保障」與「實質性保障」的問題。我們必須承認，師生之間毋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善意還是惡意，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不那樣地平等。對於處於相對權力弱勢的人，就該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，提供學生最低限度的救濟，這是弱勢者對於強勢者的基本武器。


然而，有了制度性保障，更要進一步追求實質性保障，把制度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挖掘出來，透過公共討論加以辯論。假若，因無法達到實質保障便摒棄制度保障，那我同樣可以主張殺人不應入刑，因為社會上照樣有人殺人，殺人不是一只法律條文可以解決的；這種將不同問題相互混淆的討論方式是相當荒謬的。當然，這兩者之間，也不必這麼制式化地進行，在立法的過程，如果單純地只增列一項「教師不得對學生進行體罰」，或是列舉懲戒教師的種種辦法，這自然是最等而下之的立法方式。倘若能夠在立法的過程，制訂政府應當投入的教育資源，並且從師資培育制度上進行專業訓練，這絕對比只開出零體罰的空口支票，來得足以令人信服。